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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湘風(fēng)氣之先由誰開?——《世上有群寶古佬》之二

  湖南日報·新湖南客戶端   2025-08-18 11:27:24

文 | 申平華

人們常感嘆近代中國沒有發(fā)生類似歐洲的啟蒙運動,但并不意味著沒有啟蒙文化,否則,中國的近代化何以開啟?

仔細琢磨“開湖湘風(fēng)氣之先”或開近代中國風(fēng)氣之先,這一與啟蒙運動具有同等意義的歷史鴻篇時,驚奇發(fā)現(xiàn)這其中的“吹哨人”大多為寶古佬。

原來被歷史塵封的寶古佬文化, 隱藏著驚人的“啟蒙密鑰”。

——開篇題記

一、三種力量書寫近代湖湘崛起的恢宏畫卷。

近代湖湘奇跡般崛起,舉世驚艷。到底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推動近代湖南在歷史主舞臺上風(fēng)起云涌、磅礴登場?翻開湖湘波瀾壯闊的近代歷史畫卷,可見三種力量隨歷史演進依次噴薄而出。

一是寶古佬文化的原始啟蒙力量,陶澍、江忠源、魏源、蔡鍔等是其重要的歷史推手。

二是在洋務(wù)運動、戊戌維新、辛亥革命中積蓄成長的舊時代新生力量,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譚嗣同、黃興等是這股力量的中堅。

三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領(lǐng)導(dǎo)的新時代科學(xué)與理性的力量,各種歷史正能量最終匯聚成改天換地的雄偉力量。

這三種力量彼此賦能,承前啟后,層層遞進,形成磅礴之勢,讓湖南在中國近代歷史大潮中高潮迭起,領(lǐng)時代風(fēng)騷,構(gòu)成推動近代湖湘崛起的底層邏輯,也是湖湘崛起最具生命力的硬核動力。

當下的問題在于:后兩種力量已成為時代共識,而將寶古佬文化視作一種原始啟蒙力量,尚屬首次提出,難免令人驚奇、詫異,甚至覺得費解。只因“寶古佬文化”一詞鮮為人知,文獻資料中難覓蹤跡;寶慶之地從未掀起過顯性的啟蒙運動;即便陶澍、江忠源、魏源、蔡鍔等歷史名人,也從未像梁啟超、譚嗣同那樣以言論轟動天下,更未曾被視作一個文化整體的啟蒙力量受到重視。即便對魏源這樣的思想家,在一些飽學(xué)之士眼中,《海國圖志》也只是一部介紹西方歷史人文的百科全書式知識普及著作,與研究“格物”“心性”“理氣”的思想家們截然不同,只因洋務(wù)與維新的需要,才進入左宗棠、梁啟超的視野。

然而人類社會的進步,從來不是靠高深鴻篇巨制推動的。所謂“為天地立心”的豪言,在社會轉(zhuǎn)型面前往往蒼白無力。恰恰是源于生活的“獨立特行”,才能孕育出逆天改命的啟蒙力量。西方啟蒙運動中,但丁一首詩、達·芬奇一幅畫,便足以重塑世界認知。我們雖無法用大數(shù)據(jù)精準評估寶古佬文化的啟蒙力量與影響深度,卻可聚焦與啟蒙意義最貼近的“開湖湘風(fēng)氣之先”,用具體史實掰開看看開風(fēng)氣之先,到底誰是“吹哨者”?誰是舉旗人?誰是領(lǐng)航人?誰是推動者?

我們并非苛求寶古佬獨攬“開湖湘風(fēng)氣之先”的功績,而是想從中感悟其文化的啟蒙力量與風(fēng)采,探尋若沒有寶古佬,許多湖湘新風(fēng)真不知會由誰、在何時開啟?進而理解寶古佬文化作為一種啟蒙力量的真實存在。

二、啟蒙力量蘊藏在“開風(fēng)氣之先”的大潮里

談及湖湘文化,“開風(fēng)氣之先”是繞不開的話題。這種風(fēng)氣,決定著湖湘文化升級轉(zhuǎn)型的走向,意味著為其注入新基因、新動能,賦予新的力量與精神。由此形成湖南精神,匯聚成影響歷史的力量。

具體開什么風(fēng)氣?主要內(nèi)容不外乎:開“睜眼看世界”的維新之風(fēng);書生投筆從戎之風(fēng);人才蔚起之風(fēng);經(jīng)世致用之風(fēng);革命救國、民主共和之風(fēng);敢為人先之風(fēng);心憂天下、不怕犧牲之風(fēng)。

探尋這種風(fēng)氣由誰首開?就能看清近代湖湘崛起那種磅礴的力量來自何方?

追尋湖湘風(fēng)氣之先最早的“吹哨人”,會驚奇地發(fā)現(xiàn):他們中大多或相當一部分是寶古佬。

其一,開“睜眼看世界”的思想解放之風(fēng)。

 晚晴時期的寶古佬魏源(1794-1857)及其《海國圖志》的橫空出世,以“師夷長技以制夷”的強國戰(zhàn)略思想,為近代中國提供了打開思想僵局的“金鑰匙”。自秦漢以來,中國思想界終于出現(xiàn)了“解鎖之人”,思想僵化的冰河開始消融。

“睜眼看世界第一人”,雖未見偉人明確評價魏源的出處,卻已成為教科書式的社會共識。因為他為近代中國打開的不是一扇窗,而是“天眼”。梁啟超稱魏源是“思想解放之先聲”,其思想“支配百年來之人心”,“使古書頓帶活氣”;王韜也認為魏源的“師夷長技”說是“時倡先聲”。這一“先聲”,是近代文化覺醒的先聲,是中國走出中世紀蒙昧、面向世界的先聲。

思想解放的“總開關(guān)”一旦開啟,社會便生機勃發(fā)。這種啟蒙力量不僅“使古書頓帶活氣”,更讓湖南、讓中國甚至讓日本“頓帶活氣”——直接推動日本明治維新,成為東亞近代化的重要啟蒙力量。它貫穿中國近代史,成為洋務(wù)運動、維新變法、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動力。就連左宗棠,也多次坦言創(chuàng)辦洋務(wù)企業(yè)是為實現(xiàn)魏源遺愿:“此魏子所謂師其長技以制之也”。

正是有了魏源對世界的客觀認知,才有譚嗣同對封建倫理的猛烈批判,才有變法維新的強勁動力。開思想解放與維新之風(fēng),是開湖湘風(fēng)氣之先的靈魂與主線,是近代湖湘崛起的先決條件,是喚起“活氣”、重塑湖湘精神的靈丹妙藥,更為湖湘文化注入了崛起的“新基因”。正是有了面向世界的新思想啟蒙,洋務(wù)自強與實業(yè)救國的實踐風(fēng)氣、維新變法與思想啟蒙的激進風(fēng)氣、思想解放與批判傳統(tǒng)的反思風(fēng)氣、心憂天下與經(jīng)世擔當?shù)呢?zé)任風(fēng)氣,才如漫山映山紅般在湖湘大地綻放。

其二,開經(jīng)世致用之風(fēng)。

每當人們仰望岳麓書院“實事求是”的大匾,便盛贊為湖湘開經(jīng)世致用之風(fēng)提供了源頭活水。

經(jīng)世致用本是常識,甚至可以斷言:如果沒有思想家“帶偏”,每一位中國人,至少每一位中國農(nóng)民,都是經(jīng)世致用的真實踐行者。是歷代思想家對玄虛之學(xué)的不懈追求,終于在晚清將國人帶入無休無止求知問道的“死套”中,背叛了常識,拋棄了學(xué)以致用的真理。

是誰重開經(jīng)世致用之風(fēng)?是誰帶領(lǐng)湖湘人實學(xué)實行?世人公認陶澍、賀長齡、魏源是湖湘早期經(jīng)世致用的精神領(lǐng)袖。我們雖不能因陶澍、魏源喝資江水長大、受寶古佬文化滋養(yǎng),就簡單將寶古佬文化視作經(jīng)世致用的“本源”,卻必須正視:寶古佬文化中的“排幫文化”,是一切從實際出發(fā)、實事求是、經(jīng)世致用最通透、最堅定的守望者。

三百年的洗禮,寶古佬駕“毛板船”穿梭于資江與長江,順流順勢、經(jīng)世致用的生存法則已刻入骨髓——稍有不從風(fēng)浪實際出發(fā),便可能招致滅頂之災(zāi);貨販四方更需貼合市場實際,否則便會血本無歸。耳濡目染的魏源,25歲時給從兄的贈聯(lián)寫道:“能致用便為實學(xué),識時務(wù)不是愚人”,并向世人大聲疾呼,為學(xué)要“利國、利民、利官、利商”。陶澍更是身體力行,成為“讀書所以經(jīng)世、通經(jīng)旨在致用”的典范。

他們能成為經(jīng)世致用的“旗手”,與自幼深受寶古佬“排幫文化”的深度影響密不可分。開經(jīng)世致用之風(fēng),寶古佬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,其文化提供的力量源泉亦不可忽視。

其三,開書生投筆從戎之風(fēng)。

湖南近代振興始于書生從戎。歷史上的湖南本就保守,并非“楚人自古好從軍”,反而恪守“好鐵不打釘、好兒不當兵”的祖訓(xùn),更無書生從戎的風(fēng)氣與習(xí)慣。

然而,自寶古佬江忠源起,書生從戎蔚然成風(fēng),開啟了湖南人“要想出息便上戰(zhàn)場”的時代。江忠源一介書生,創(chuàng)募楚勇,首次帶領(lǐng)一批寶古佬走上歷史主舞臺,馳騁江南數(shù)省,屢立大功,保名城、挫強敵,四十歲便官至巡撫。這給湖南士人帶來強烈沖擊:與其皓首窮經(jīng)、五六十歲仍做“舉人夢”,不如青春年少上戰(zhàn)場。由此徹底擊碎“好兒不當兵”的陳腐觀念,踴躍從軍成為湖湘風(fēng)氣。

后來的曾國藩、左宗棠、曾國荃等人,只需在家鄉(xiāng)樹起旗幟,便能立馬招募數(shù)千人入伍。鄉(xiāng)民自發(fā)結(jié)隊投奔湘軍大營,當時的詩歌描繪:“日夜絡(luò)繹于途”,“書生自請作先鋒”、“父老壺漿迎道左”,“楚人輕死敢赴敵、提劍來投大帥營”。這般盛況,實由江忠源開啟?!断掏瑢⑾喱嵚劇酚涊d:“楚軍之功勛,江公引之也;湘人之士氣,江公作之也”。

其四,開人才蔚起之風(fēng)。

如果說思想解放為湖湘崛起注入靈魂,那么,人才“井噴”則挺起湖湘崛起的脊梁。當岳麓書院山長袁名曜創(chuàng)作“惟楚有材,于斯為盛”這一名聯(lián)時,湖南還是人才荒蕪之地。湖湘人才蔚起之風(fēng),寶古佬立有破局奇功。

《寶古佬在蠻與犟中書寫歷史傳奇》一文,詳盡展示了寶古佬為湖湘人才洪波涌起開“閘門”的神奇。

寶古佬文化圈的陶澍,公認為湖南“人才教父”,胡林翼是其女婿,左宗棠是其親家,蕭一山在《清代通史》中明確說:“不有陶澍之提倡,則湖南人才不能蔚起”。寶古佬江忠源創(chuàng)辦湘軍,按下了人才“井噴”的“核按鈕”。

近代湖南人才崛起呈現(xiàn)四次“井噴”的奇觀,清楚地昭示,首次“井噴”的核心地是寶慶,其次是湘鄉(xiāng),再長沙,再全省。

湖湘人才“井噴”的地理版圖,有力佐證了湖湘人才蔚起之風(fēng),寶古佬文化具有“風(fēng)口”意義。

其五,開“革命救國”、走向共和之風(fēng)。

在推翻帝制、走向共和這一劃時代變革中,寶古佬蔡鍔與譚人鳳并非簡單的“舉旗人”,而是靈魂級人物?!妒郎嫌腥簩毠爬小非拔囊咽觯喝魺o寶古佬“為四萬萬人爭人格”的壯舉,中華歷史舞臺上國人競相跪拜的場景不知會延續(xù)至何年。由此不難體會,寶古佬文化為走向共和注入了驚人的啟蒙偉力。

其六,開敢為人先、勇立潮頭之風(fēng)。

敢為天下先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精神內(nèi)核,是湖湘人的寶貴特質(zhì)。但對寶古佬而言,敢為人先是一種生存習(xí)慣,一種融入血脈、鑄入靈魂的生命本能。

對世人而言,勇立潮頭或許如拍照“擺pose”,意在展示勇敢與風(fēng)采;但對寶古佬,這是生存基本技能,是人生常態(tài)。他們的生存方式,孕育了敢為天下先的文化基因。

事實上,近代歷史拐點上的重要潮頭,都能看到寶古佬敢為天下先的身影:

沖破幾千年的思想牢籠,第一個撕開天幕“睜眼看世界”,有寶古佬魏源立潮頭;

創(chuàng)辦湘軍,有寶古佬江忠源勇立潮頭;

洋務(wù)運動,有寶古佬劉長佑、劉坤一兩位封疆大吏勇立潮頭,成為洋務(wù)運動的重要推手;

戊戌維新,有寶古佬蔡鍔的恩師樊錐(1872-1908,新邵縣人)勇立潮頭;

推翻帝制,走向共和,有寶古佬蔡鍔、譚人鳳勇立“潮頭”,成為“再造共和”的英雄;

“五四運動”,青年紛紛覺醒,潮頭人海如潮,寶古佬匡互生(1891-1933,邵東人)也要到潮頭邊“火一把”,以“火燒趙家樓”的方式,成為青年覺醒的歷史記憶。

如果再拓展到經(jīng)濟領(lǐng)域,更能看到,哪里有“潮頭”,哪里就有寶古佬。在琳瑯滿目的細分領(lǐng)域,都能看到寶古佬捷足先登、敢為人先的精彩人生。

凡此種種開創(chuàng)與引領(lǐng)的新風(fēng)氣,極大推動了中國近代化進程,深刻影響了近代歷史走向,讓湖湘文化在近代中國舞臺綻放光彩,這是寶古佬文化為湖湘文化作出的核心貢獻,也有力印證了其作為湖湘近代啟蒙文化的真實存在。

三、寶古佬文化隱藏的“啟蒙密鑰”

湖南自古便是人杰地靈的思想沃土,從不缺乏思想巨匠。從“吾道南來,原是濂溪一脈;大江東去,無非湘水余波”的文化自信,到“六經(jīng)責(zé)我開生面”的創(chuàng)新氣魄,湖湘思想界歷來以開宗立派、盛極一時著稱,甚至有“華夏大地,未有出湖湘之盛者”的贊譽。這些思想巨擘無不胸懷扭轉(zhuǎn)乾坤之志、肩負拯救天下之任,畢生求索天人大道與興亡之理。

然而,這些深邃的思想真能為湖湘注入新氣象、新精神,引領(lǐng)風(fēng)氣之先嗎?現(xiàn)實卻給出了殘酷的答案:不能。它們非但未能帶來一絲“活氣”,反而始終困在“平時袖手談心性,臨危一死報君王”的歷史閉環(huán)中。為何眾多偉大的湖湘思想家難啟啟蒙之力、難開風(fēng)氣之先,而看似粗獷、名不見經(jīng)傳的寶古佬文化卻能做到?

從思想文化對社會的作用力來看,可分為三類:一是適應(yīng)與服從性文化。二是改良與維護性文化。這類文化或歌頌、或批判、或創(chuàng)新,本質(zhì)卻在維護或完善現(xiàn)有社會體系。這兩類文化既無力突破近代思想僵局,也無法孕育啟蒙力量。

三是叛逆性思想文化。社會穩(wěn)定繁榮時,它往往收斂蟄伏、遭人白眼;一旦社會危機四伏、動蕩不安,它便煥發(fā)生機、擴張蔓延,甚至能在社會裂痕中撕開缺口,讓新鮮事物涌入,釋放出與既有秩序背離的新力量?!皝y世出英雄”,這類文化遇風(fēng)云便可能蛻變?yōu)殚_啟新時代的啟蒙火種。

寶古佬文化歷來是一種極具叛逆性的文化。其分支梅山文化素來“不服周”“不服王化”,始終是中原文明與苗瑤文化碰撞的前沿。此地先民自稱蚩尤后裔,骨子里藏著“中原算老幾”的傲氣——宋以前自成體系、屬“化外之地”;宋以后雖受“王化”,卻始終保有自身特質(zhì)。

寶古佬文化的另一分支“寶慶排幫文化”更顯叛逆。寶古佬發(fā)明的毛板船,每月以200艘的運力將貨物運至漢口,年運輸量突破10萬噸,規(guī)??氨扔鴸|印度公司遠東船隊,被《中國航運史》稱為“長江航運史上最野蠻的創(chuàng)新”。三百年間,他們與驚濤駭浪搏命,“生死系于艄公一篙”,早已淬煉出獨特的人生哲學(xué)與事實主義傳統(tǒng)。他們不受“理氣”“天理人欲”的哲學(xué)桎梏,不為圣人之言所困,是“一切從實際出發(fā)”的堅定踐行者,更是中原文化以圣人之言的“立場”決定行為方式的本能叛逆者。

晚清亂世之際,這種叛逆性文化因子急劇放大,與中原文化的疏離感驟增,最終撼動了五千年中原文化的兩大底層邏輯,讓超穩(wěn)定的思想結(jié)構(gòu)松動,釋放出思想解放與文化啟蒙的新力量。

一是動搖“夷夏觀”的底層邏輯?!耙南挠^”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支柱,也是國人引以為傲的世界觀——堅信華夏是世界中心,周邊皆為未開化的“夷狄”,歷來只有“以夷變夏”,絕無“師夷”“以夏變夷”之理。乾隆時期這種觀念達至頂峰,將海外諸國皆視為“夷”。

寶古佬文化卻直接顛覆了這一認知。魏源《海國圖志》不僅讓“中國中心論”顯得幼稚,更石破天驚地提出“師夷長技以制夷”,既打了朝廷的臉,也震醒了國人。他更尖銳地提出“追趕說”:國人需“風(fēng)氣日開,智慧日出”,虛心學(xué)習(xí)方能“方見東海之民,猶西海之民”——中國不再領(lǐng)先世界,而是要踏上“趕上時代”之路。盡管這些觀點一度遭攻訐,但堅如磐石的“夷夏觀”終究走向動搖與崩塌。

二是動搖“立場決定行為”的底層邏輯。以圣人之言定立場、以立場定行為,是中原文化維系一統(tǒng)的神圣法則。自趙高“指鹿為馬”后,朝廷上下諱言事實真相,是非黑白全憑立場判定?!罢娟牎背闪酥髟兹松c社會的核心力量——客觀事實淪為立場的附庸,與立場沖突的事實則被視而不見。

而寶古佬文化,尤其是排幫文化,天生堅守事實主義,是“立場決定行為”的天然叛逆者。受此熏陶,陶澍、魏源等先行者愈發(fā)重視現(xiàn)實,“以實事程實功,以實功程實事”,成為經(jīng)世致用的典范。晚清亂世中,魏源等人更是站在民族存亡的高度,質(zhì)疑甚至拋棄固有“立場”。這種重視事實的精神,成為瓦解“立場決定行為”的重要力量。

寶古佬文化對中原文化兩大底層邏輯的動搖,意義非凡——這是推動近代中國轉(zhuǎn)型與進步的先決條件,也為近代湖南崛起注入了真正的啟蒙力量。近代中國的進步,既是拋棄“夷夏觀”、面向世界的過程,也是從“立場決定行為”轉(zhuǎn)向“事實決定行為”的過程:事實上科技不如人便搞洋務(wù),制度不如人便倡維新,政體不如人便啟革命、走向共和。面向世界與“事實決定行為”,成為近代中國近代進化的底層邏輯。

正因?qū)毠爬形幕呐涯嫘?,以新的世界觀與事實主義精神,不僅在開湖湘風(fēng)氣之先中盡顯鋒芒,更成為推動近代湖南崛起乃至中華民族進步的啟蒙文化。

四、無聲的啟蒙與遲來的點贊

若將中原文化比作巨輪,寶古佬文化便是一條“毛板船”。二者最顯著的差別,在于“發(fā)聲”系統(tǒng):巨輪配有強大的鳴笛裝置,甚至優(yōu)先為鳴笛供給動力;毛板船卻從無“喇叭”,在寶古佬看來,鳴笛除了驚動魚群別無他用,微弱的動力需全用于乘風(fēng)破浪。

寶古佬的行事風(fēng)格從來都沒有豪言震天下,也沒有壯語鼓人心,更不可能掀起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。但作為啟蒙力量,它以無聲的行動、無言的力量真實存在:魏源著《海國圖志》,如老中醫(yī)般悄悄為危機中的中華文明開方;蔡鍔從北京秘赴云南打響護國戰(zhàn)爭,砸了袁世凱的稱帝夢,而袁世凱竟還以為他在日本養(yǎng)病。一切靜默無聲,行動卻迅如閃電。

無聲啟蒙的重要方式,是示范性啟蒙。當寶慶山農(nóng)因軍功走上歷史舞臺,湖南書生怎能不效仿投筆從戎?當寶慶排幫“貨販四方”發(fā)家致富,守著一畝三分地的湖湘子弟怎能不被喚醒,開啟湖湘商業(yè)文明的啟蒙?當“弄潮”成為生存方式并帶來人生精彩,躺平的世人怎能不被觸動?

作為無聲的啟蒙力量,寶古佬文化如春雨般浸潤湖湘大地:悄悄拉開天幕,讓思想解放之風(fēng)、師夷維新之風(fēng)、經(jīng)世致用與實業(yè)救國之風(fēng)、書生從戎之風(fēng)、民主共和之風(fēng)、敢為人先之風(fēng),皆在這片土地上激蕩,吹醒沉睡的大地,喚醒迷茫的世人,最終匯聚成雄偉的啟蒙力量,推動湖湘迅速崛起。

歷史不遠,記憶如新。寶古佬文化是否為近代湖湘崛起的啟蒙力量?歷史自有公論,點贊雖遲,終將到來。

(作者:申平華系費孝通關(guān)門弟子。出版《再造中國人》《思想解放與湖南發(fā)展》《青年行為學(xué)》《女性社會學(xué)》《出路》《從政道德》等著作十多部。)

責(zé)編:龍子怡

一審:龍子怡

二審:廖義剛

三審:周小雷

來源:湖南日報·新湖南客戶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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