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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08-07 08:30:22
張逸軒
相機的快門聲與槍炮的轟鳴交織，照片不再只是光影的定格，是真相的憑證，是權力的鏡像，是人性的顯影，更是一個民族在苦難中未曾彎折的脊梁。電影《南京照相館》以“照相”為密鑰，通過一家照相館里交織的命運軌跡，將宏大歷史敘事濃縮于方寸光影之間。自7月25日全國公映以來，票房與口碑雙線飄紅。
《南京照相館》海報。
照相：本質與形式
什么是照片？為什么是照片？
照片是一種留痕，是讓無形的事物定格為有形的證明。無形的時光、藏在心底的情感等“本質”，靠照片的構圖、光影、相紙等這種外在的“形式”保留下來，得以被我們感知、解讀。
影片故事里，這種“形式即身份”的規(guī)則被演繹得淋漓盡致。圍繞著人的事物，把人的自我呈現(xiàn)出來，同時賦予身份的象征。角色的物件，定義了他們的身份，推著他們走向不同的命運。
蘇柳昌的“身份”在他人眼中取決于當下的外在“形式”。他因為有綁腿被日軍當成士兵，因為帶有相冊被伊藤當成攝影師，又因為有長頭發(fā)被外國記者視為平民。這些外在的形式，給予了他不同的身份，串起了整個故事。
但形式也會騙人，有可能被偽裝。
伊藤第一次出場就遲到，被身份原本卑微的農民上司扇耳光。他對攝影技術并不熟練，剛開始拍照，說光線有問題，膠片不夠用，決定性瞬間太難找，也不會洗照片。這些都與他期望扮演的“精干日軍軍官”或“專業(yè)攝影師”的形式格格不入。
他初次遇到蘇柳昌時，拿著手槍猶豫不決，目光游離，看到了蘇柳昌的隨身物品。
蘇柳昌面對槍口時瑟瑟發(fā)抖，求生的本能讓他假裝自己是照相館的學徒，會洗印照片。
適應身份的過程，就是教化的過程。蘇柳昌開始學習成為“老金式的照相館學徒”，這關系到他的生存；另一方面，伊藤則慢慢變成殘忍兇惡的軍官。隨著這樣實像與虛像般的對照，故事劇情開始展開。
《南京照相館》海報。
鏡頭：凝視與支配
誰在拍誰？怎么拍？在哪里拍？
相機裝膠卷，旋鈕，對焦，拍照（shoot）；步槍裝子彈，上膛，瞄準，射擊（shoot）。兩者動作的蒙太奇，揭露殘酷的真相：相機也是武器，射出輿論的子彈。
相機和步槍，兩組工業(yè)化的精密機械，在侵略者手中成了屠刀。一個瓦解反抗意識，一個擊碎身體生命。
作為外來入侵者的日本人，是主動決定拍什么，怎么拍，去哪拍的。而作為本土反擊者的中國人，只能被迫洗照片，被動地復述著惡行，甚至為了活命還得“爭取”這個機會。于是，權力關系，支配地位，在拍與被拍之中，一目了然。戰(zhàn)火中的南京城內，人們甚至沒有拍攝南京的資格。
在影片的鏡頭語言中，我們無法代入拍攝者，我們都是被拍攝者的后人。每次伊藤按下快門，觀眾就被凝視與支配。
影片的視聽語言中，日本軍隊的鏡頭是南京大樓里的仰角，光線是刺眼太陽的亮光，配樂是銅管軍樂，血雨腥風撲面而來。而中國百姓則是在地下室里的俯拍，是洗印房里的暗色調，配樂是清脆單薄的笛聲。無需過多大場面，雙方力量的對比清晰可感。
直到戰(zhàn)犯審判時，鏡頭終于反轉。此時手持相機的變成了林毓秀，槍支與相機的對照再次出現(xiàn)，但這次已經截然不同。她的身后站著死去的，活著的中國百姓。她拍下來的，是子彈貫穿了戰(zhàn)敗者的胸膛。
存義：河山與寸土
什么是土？什么是寸土？什么是寸土不讓？
土，代表著活動空間，百姓被困在南京城，蘇柳昌被困在照相館，老金一家被困住地下室。土，還代表著大好河山，是北京故宮、天津勸業(yè)場、杭州柳浪聞鶯、上海城隍廟、武漢黃鶴樓、萬里長城……
寸土，是構成這些美景的最小單元。侵略者想奪走的，從來不止土地，更是人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權利。伊藤想拍下中國的大好河山，作為戰(zhàn)利品炫耀。日本軍官想把征服的土地磚頭帶回國做奇觀，宣傳戰(zhàn)功。
當宋存義任由荊棘劃過脊梁，拿起城墻磚，對著侵略者一次次砸了下去，情緒得到了直接釋放：我手里拿著大好河山的寸土，而砸向侵略者，就是寸土不讓。
伊藤拍攝大好河山當戰(zhàn)利品，蘇柳昌把伊藤眼中的大好河山沖印出來，老金用照相背景帶大家在大好河山中日行千里，大家一言一語回憶大好河山。最后火海之中蘇柳昌把照片扔到伊藤臉上，臨死前一幕幕報著大好河山的景象。核心思想從頭到尾貫穿，把各個故事場景串聯(lián)到了一起，把精神與價值鐫刻在了觀眾心中。
影片最難能可貴的是，不用直白的吶喊讓觀眾認同“大好河山，寸土不讓”，而是把精神與價值寫進層層相扣的劇情里，到位而又節(jié)制。
精神：善惡與忠奸
電影最鋒利的一筆，是撕破了日本侵略者嘴里“仁義禮智信”的假面具。
他們的“仁”，是思念家中老少，對中國百姓的苦難視而不見；“義”，會不滿“殺人不夠快”，以屠戮弱者為榮；“禮”，是形式的“親善”卻蓋不住本質的野蠻；“智”，是能暢談伯牙子期，卻把屠殺當戰(zhàn)功、施舍當恩義；“信”，是給了“免死”承諾，轉頭就變成催命符。
中國人的“仁義禮智信”，是老金一家在照相館里接納外來人員，是危難中的蘇柳昌、林毓秀等甘心讓出珍貴的通行證，是大家冒死也要送出罪證的執(zhí)著。
這種精神的分野，需要被記錄、被證明——而形式，正是記錄與傳承的載體。屠殺的故事需要照片作證，洗照片的本事要靠底片驗明，罪證需要運出膠片證明，定罪需要收集記憶去證明，而我們的記憶需要《南京照相館》這樣的電影守護。一張照片很薄，但大量記錄苦難的照片疊起來，便是三十萬同胞血淚的見證。
屏幕里，伊藤用相機造和平的假象；屏幕外，我們用電影講戰(zhàn)爭的真相。
最后，幾聲快門拍攝聲后，電影結束了。這一瞬間，我們成為了被拍的人，拍攝的內容變成了人民的美好生活。緊接其后，攝影師用手舉起照片，將今昔的場景進行對照。
這一刻，我們成了自己河山的攝影師，拍下寸土，挺起脊梁。
湖南日報湘江副刊藝風版面投稿郵箱:whbml@163.com
征集:戲劇與影視、美術、音樂、書法、舞蹈、攝影、非遺等題材評論及散文。
責編：黃煌
一審：周月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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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審：楊又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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