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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眭達明

同治六年（1867）五月初六日，曾國藩幕僚趙烈文在日記中寫到曾國藩對魏源（1794—1857，字默深）幾部重要著作的評論，原話是：“魏默深詩、書古微皆不盡善，其著作當推《圣武記》，文集為最下云云。”

就在這次談話前兩天，曾國藩與趙烈文聊天時，說過這樣的話：“著書須成片段，否則一知半解，終不能為大成。然說經(jīng)又只能就己見之奇創(chuàng)者存之，若章解句說，必蹈前人牙慧，是抄胥耳?！币馑际菍W者若想取得大成就，在闡述經(jīng)書的時候，只能將自己有創(chuàng)見的東西留下來，如果只是照章解讀，必然拾人牙慧，與抄抄寫寫的小官吏有什么兩樣？

作為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和“睜眼看世界”的先行者，魏源對乾、嘉之際沉迷于訓詁考據(jù)、繁瑣無用的學風十分反感，便從今文經(jīng)學的角度，對一些被奉為神明的經(jīng)典提出大膽質(zhì)疑。在《詩古微》和《書古微》兩書中，他不僅考證《毛傳》和大小序皆系晚出偽作，而且認為東漢馬融、鄭玄之學亦非西漢孔安國之舊說。他還覺得古文《尚書》是否存在都值得懷疑，《六經(jīng)》更不是萬古不變的教條。

同治七年（1868）三月二十五日夜間，曾國藩與曾紀澤談為學之道，他不僅告誡兒子“不可輕率評譏古人”，而且明確提出要求：“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，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，惟學問遠過古人乃可評譏古人而等差其高下?！闭蛉绱?，所以對“今之講理學者，動好評貶漢唐諸儒而等差之；講漢學者，又好評貶宋儒而等差之”，曾國藩一概痛斥為“狂妄不知自量之習”。

曾國藩這天的談話幾乎是針對《詩古微》和《書古微》說的，當然會覺得它們不完美。

而曾國藩對《圣武記》的充分肯定，就完全可以理解了。

鴉片戰(zhàn)爭之后，痛心疾首的魏源希望統(tǒng)治者勵精圖治，同時也為了振奮人心，鼓舞國人抗擊強敵的士氣，于是發(fā)憤撰寫《圣武記》一書，并趕在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《南京條約》簽訂之時完成。書中采用紀事本末體裁，歷述了清初以來的武功方略，討論了兵制、戰(zhàn)術等具體問題，通過敘述清王朝過去武功上的勝利，來與當時軍事上的頹勢進行對照，既以王朝政權的赫赫武功激發(fā)同胞抵抗外來侵略的決心，也如實揭示清朝政權由盛轉(zhuǎn)衰的歷史過程。對以往戰(zhàn)爭中戰(zhàn)和不定、調(diào)度失宜、將驕兵悍、紀律敗壞、賞罰不明等腐敗現(xiàn)象，魏源也有分析批評，用心可謂相當良苦。

歷來講究實用又具有強烈報國情懷的曾國藩，雖然覺得《圣武記》中的“嘉慶川、湖、陜靖寇記八篇”“敘事冗亂”，但對這種感憤時事又不乏實用，且被龔自珍推崇為“綜一代典，成一家言”的作品，當然打心里喜歡。

至于曾國藩說魏源文集最差，雖不知其所指，但也不難意會，原因就是文集中的文章往往魚龍混雜、良莠不齊，工作論文甚至代人之作，有的也會收進個人文集或全集。對此現(xiàn)象和做法，以往人們一直貶多于褒，曾國藩自然也不例外。歷史上有些明智的作者，生前堅持不出個人文集，尤其是全集，主要原因即在此。

曾國藩與趙烈文的另一次談話恰好印證了此觀點。同治六年（1867）八月二十三日，趙烈文說：“老師散失淪沒而不為世人所知的事跡十分豐富，如果全部編進年譜的話，數(shù)十卷也寫不完。老師百年之后，不管誰為您寫作墓志銘和行狀，恐怕都沒有這樣的大手筆能夠剪裁得體?。　痹鴩R上回答說：“以往我讀《胡文忠公遺集》，發(fā)現(xiàn)所選刻的文章不僅多不恰當，而且相當一部分是別人捉刀代筆的作品。我死以后，恐怕也不免遭此一劫，足下有什么辦法給老朽善后??？”趙烈文說：“等老師蓋棺定論那一天，烈文愿意擔任編纂任務。”曾國藩立即囑咐說：“我值得留給后人的東西不多，編纂談不上，唯一要求是希望足下能夠主持公論??！”

曾國藩的觀點非常明確，就是堅決反對別人捉刀代筆的作品收進個人文集。由此可以推想，他閱讀的魏源文集，極有可能收錄了別人編纂的作品。僅此一點，他就會覺得是個瑕疵。

對魏源另一部重要著作，即提出了“師夷長技以制夷”主張的《海國圖志》，曾國藩也非常熟悉且有評論。此書對曾國藩洋務思想的形成雖然產(chǎn)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，但他并不諱言其中的不足。

同治九年（1870）三月《復方楷》信中，曾國藩就寫道：“內(nèi)如日本國則以倭人自繪之圖為定，而據(jù)《皇清通考》、南懷仁《坤輿圖說》等書以訂《武備志》及魏、胡諸圖之誤。于南洋濱海各國則從《瀛寰志略》以蒲甘屬緬甸、祿奈屬越南，而訂魏默深合為一地之誤。又據(jù)中英各圖辨明綽多穆楚河為大金沙江，而訂魏氏指雅魯藏布江、徐氏指潞江之誤，所論皆極翔確?！?/p>

可見曾國藩對《海國圖志》的熟悉程度，不是一般學子能達到的，否則不可能對書中存在的三處細微錯誤，都能一一發(fā)現(xiàn)并提出完善意見。

《皇朝經(jīng)世文編》是一部集經(jīng)世致用之大成的大型叢書，道光五年（1825）魏源進入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幕府后開始編輯，第二年完成，道光九年（1829）在金陵刊刻成書。書出來后，凡有志于反對外國侵略、致國家于富強者都想一睹為快。在湖南，更是掀起了一股學習熱潮，有人形容說：“三湘學人，誦習成風，士皆有用世之志?！笨梢姶藭绊懼蟆?/p>

曾國藩當時尚年少，又要苦讀應試之書，經(jīng)濟條件也不允許購買這種大部頭叢書，所以得到此書的時間是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。當年八月初三日《稟父》信中，他寫道：“七月初九彭山屺到京，接到四弟在省所寄《經(jīng)世文編》一部。”

十年后的咸豐元年（1851）七月初八日，在《綿綿穆穆之室日記》中，曾國藩將其列為“要須爛熟于心中”的十種書籍之一，而且每遇疑難問題就拿出來閱讀。

可見《皇朝經(jīng)世文編》通篇貫穿的經(jīng)世致用思想，對曾國藩的吸引力和影響力是多么巨大。

通讀過曾國藩日記的人可能還知道，《皇朝經(jīng)世文編》是他隨身攜帶書籍之一。就像如今的讀書人必備詞典一樣，曾國藩身邊也不離此書，每遇疑難問題，就拿出來閱讀。

如曾國藩就任直隸總督后，因為華北平原海拔多不及百米，地勢平緩傾斜，平時干旱少雨，遇到下雨天氣，又容易泛濫成災，正所謂天晴即旱，落雨即澇，所以他很想把直隸水患治理好，同時盡可能解決干旱少水問題。為此他于同治八年（1869）八月十二日到二十八日，翻來覆去閱讀《皇朝經(jīng)世文編》中的《畿輔水利》，試圖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。他還閱讀該書的《畿輔差徭》，試圖解決工作中存在的差徭不均和財政收支捉襟見肘問題。

說到曾國藩對魏源和其著作知之甚深且多有評價，還有件事值得一記。

咸豐十年（1860）八月十九日，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：“與位西暢談至夕。渠作《魏默深墓表》，取閱，不甚愜吾意?！?/p>

位西姓邵，大名懿辰，曾國藩至交。他寫的《魏默深墓表》，曾國藩為什么很不滿意？日記雖未說明，但不管邵懿辰對魏源和他的著作評價過高或過低，都說明曾國藩十分了解和熟悉，否則哪敢妄加評論？

雖然曾國藩與魏源生活在同一時代，又有過無數(shù)次交集的機會，但是兩人卻一直沒有見過面，也無書信來往，這就怪不得人們會萬般不解。

作者：眭達明

責編：羅嘉凌

一審：黃帝子

二審：蘇露鋒

三審：范彬

來源：《文史博覽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