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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孟孟 2024-12-17 15:11:07
文/余孟孟
文化，是時間的果，亦是空間的果。
湖湘文化就是在漫長的時空交織中，逐漸形成的一種源于地域又超越地域、走向主流又保持特色的文化果實。黨的十八大以來，習近平總書記三次考察湖南，對湖湘文化給予高度評價，并為湖湘文化與湖南經(jīng)濟的共生共榮指明了方向。
歷史上，湖南其實長期處于中華文化演變發(fā)展的邊緣地帶。西漢時，洛陽人賈誼貶官為長沙王太傅，還沒動身，就曾“聞長沙卑濕，自以為壽不得長”。唐代柳宗元說：“過洞庭，上湘江，非有罪左遷者罕至。”湖南文化的大開化，是從宋代開始的。著名的理學學派“湖湘學”，真正將湖南文教事業(yè)帶上了一個新臺階，而且促成了湖湘文化的實質性的形成。
湖南的強勢崛起和湖湘文化的大出于天下，只是最近這一百多年的事。辛亥革命志士楊毓麟說：“咸同以前，我湖南人碌碌無所重于天下，亦幾不知有所謂對于天下之責任。知有所謂對于天下之責任者，當自洪楊之難始?！敝麣v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也說：“清季以來，湖南人才輩出，功業(yè)之盛，舉世無出其右?！?/p>
那么，湖南從古代“碌碌無所輕重于天下”，到近代一躍而成為“功業(yè)之盛，舉世無出其右”的省份，原因何在？
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與探尋，近代以來牽動了不少人的神經(jīng)。這里面有政治家、軍事家，有學問家、思想家，也有熱愛歷史、有家國情懷的廣大民眾。今天，“何以湖湘”這個問題依然值得進一步探討，因為它不僅關涉近代湖南和中國的發(fā)展，事實上也關乎今日之現(xiàn)代化文明的建設。
在1988年第3期的《歷史研究》上，林增平先生發(fā)表了一篇題為《近代湖湘文化試探》的文章，在全國率先開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
霸蠻：湖湘性格的底色
社會變遷與發(fā)展，受民族性格的影響頗大。中華民族有其共同的性格特征，一地一域，亦有其獨特性格。
1933年，清華大學考察團來到湖南，對湖南人性格的觀感與認知，體現(xiàn)在該考察團提出的一份報告書中：“一入長沙，即深覺湖南之團結力特別強……然……吵嘴打架，殆屬常事，民風剽悍殆即以此。”
清華考察團關于湖南“民風彪悍”的印象，并非一孔之見，而是與古人的觀察別無二致。《史記》就記載湖南人十分彪悍，《隋書》謂其“勁悍決烈”。據(jù)學者張朋園先生的研究，湖南各地方志關于湖南人性格的種種評語，雖然用詞表述不盡相同，但大多都圍繞著強悍的性格而言。
這種強悍的性格，用一個“很湖南”的詞來說，就是“霸蠻”?！鞍孕U”是湖南方言語境中出現(xiàn)頻率很高的一個詞，尤其在口語表達中，經(jīng)常是信手拈來、脫口而出。對于“霸蠻”這個詞，不能望文生義地將其解讀為“橫行霸道蠻不講理”，而是應該在湖湘文化的精神內(nèi)核中去理解。
湖湘文化倡導的是一種“圣賢—豪杰”的理性人格，尤其看重圣賢人格中豪杰之士所具有的智慧、氣質與能力。那么，“霸蠻”更多的表達的就是豪杰的特質，就是那種個性堅定，凡事認準一個目標，勇往直前、不計成敗、不計利害的風格，是“打脫牙齒和血吞”的堅韌品格，也是那種“不信邪”的“騾子脾氣”。
試想一下：曾國藩一介書生，從未有過兵營經(jīng)驗，卻領兵出征，屢敗屢戰(zhàn)，最后竟撲滅天平天國，創(chuàng)出了“無湘不成軍”的美譽，假如沒有“霸蠻”，行嗎？左宗棠抬著棺材進新疆，越老越堅，不向沙俄讓寸土，成就了“民族英雄”的美名，假如沒有“霸蠻”，行嗎？譚嗣同血性豪邁，為啟民智，決絕逃生，笑傲赴死，假如沒有“霸蠻”，行嗎？蔡鍔豪氣干云，以弱抗強，率領兩千子弟兵和十萬袁軍死戰(zhàn)，假如沒有“霸蠻”，行嗎？
正是這種霸蠻性格，促發(fā)了湖南人特別是一大批湖湘英杰積極的人生觀、強烈的責任感和高度的成就需要。這種霸蠻性格的形成自有其歷史的、地理的、民俗的、移民的、經(jīng)濟的等多重復雜的原因。有研究認為，“霸蠻”也具有不變通、非理性的一面。但是，作為一種湖湘性格的底色，“霸蠻”的精神氣質應該得到肯定。
事實上，今天的湖南人很好地繼承和發(fā)揚了“霸蠻”這種湖湘性格。不同的是，今日的湖湘霸蠻，多了一些科學味道，少了一些野蠻；多了一些民主元素，少了一些霸道；多了一些策略成分，少了一些蠻干。因此，當代湖南人在現(xiàn)代化建設進程中也創(chuàng)造出了一系列奇跡。
比如，湖南的工程機械領域。20世紀90年代初，湖南人攻堅克難，迎頭而上，咬定工程機械這個領域布局、發(fā)力。據(jù)了解，中聯(lián)重科生產(chǎn)的第一臺混凝土輸送泵，制造過程極其艱辛。當時國內(nèi)僅有兩家合資企業(yè)，完全沒有自主知識產(chǎn)權，中聯(lián)重科頂住重重難關，硬是咬牙做了出來，也正是這臺泵，一舉填補了國內(nèi)市場空白。時至今日，湖南的工程機械產(chǎn)業(yè)集群已經(jīng)世界聞名，作為龍頭地區(qū)的長沙，擁有中聯(lián)重科、三一集團、鐵建重工、山河智能等大型主機企業(yè)，還有一大批中小型主機企業(yè)，以及200余家配套企業(yè)，成為名副其實的“世界工程機械之都”。湖南工程機械產(chǎn)業(yè)從萌芽、起步、發(fā)力到輝煌，所走的每一步，所實現(xiàn)的每一次重大突破，無不體現(xiàn)著湖南人披荊斬棘、堅韌進取的霸蠻性格。
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的《湖湘文化訪談》，是蔡棟先生對當代湖湘文化名家，如唐浩明先生、朱漢民先生等人的訪談集合。該書思想性與可讀性兼具
健行：湖湘精神的品質
1919年至1920年，毛澤東多次至上海，為即將赴法國勤工儉學的學生送行話別，但他自己即使到了海邊卻又戛然而止，終未放洋。對此，近代史學者茅海建先生說，是湖湘文化中健于行的品質，使青年毛澤東沒有走上學者的道路，盡管他的才思文筆足以使他成為大家，他要行動，開始了他那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的革命事業(yè)。
青年毛澤東的選擇固然有他個性和認知的原因，但湖湘文化中的“健行”品質也一定對他產(chǎn)生了深刻的影響。因為，毛澤東自青年時代起，便對他的湖湘先賢人物如王船山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譚嗣同等，存有崇敬之心，而這些精英人物無一不是行動派和實干家。
湖湘文化形成于兩宋，湖湘精神也凝結于這一時期。當時以新儒學姿態(tài)問世的理學與不同地域相結合，形成了不同的理學學派，這些學派有的重理論有的重實踐，其中湖湘學派就以特別注重致用和實踐而聞名。湖湘學派的開拓者如胡安國、胡宏、張栻等在傳揚理學時就帶著強烈的經(jīng)世致用情懷，他們是為用而學，沒有機會則以，一旦有機會經(jīng)世報國，他們都果斷告別書齋，包括他們的弟子們亦然。據(jù)記載，宋代的湖湘弟子中很多在抗金、抗元的斗爭中都能帶兵打仗，踐行他們的為學理念。明清鼎革之際，王船山的出現(xiàn)，更是將湖湘學經(jīng)世致用的品格從學理上推到了高峰。
湖湘精神中“健行”品質最集中最突出的體現(xiàn)，還是在曾國藩及其湘軍將領這批人身上。湘軍主要將領如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、郭嵩燾、劉長佑等人，都曾經(jīng)是岳麓書院的學生，而岳麓書院恰恰是湖湘學的大本營。湘軍人物很自然地便受到湖湘學經(jīng)世致用思想的影響，并將其所學運用于之后的治軍、作戰(zhàn)、從政等方面。他們議論、研究、思考、憂慮的焦點往往與解決關乎社稷民生的家國事務有關。這種“健行”品質使湖湘人物真正把知與行、學與用、己與國統(tǒng)一起來，從而積極投身到改變時局、匡扶社稷、救治民生的經(jīng)世事業(yè)之中。
歷史學者楊念群教授說，他在閱讀湖南近代人物的文集時有一個突出的印象，就是他們總是對地理態(tài)勢、攻防之策有超乎尋常的興趣，對純粹的玄學教義和形而上的思辨則持相對淡化的態(tài)度。他們常攜輿圖親歷山川，以求驗證，他們究心兵事地理，專務躬行，慨然以天下為己任。從魏源、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到譚嗣同、蔡鍔、毛澤東均是如此。比如曾國藩，他在積極建構自己經(jīng)世致用思想體系的同時，投入現(xiàn)實，躬身實踐，以克己力行修身養(yǎng)德，以軍政實行建功立業(yè)，以銳意先行發(fā)動洋務。他的一生方方面面、樁樁件件都閃耀著“健行”的光芒，照耀當時，啟發(fā)后世。再比如左宗棠，他發(fā)跡前便有“身無半畝，心憂天下”的志向與擔當。后來，他“收復新疆”、奠基中國近代海軍、開創(chuàng)大西北民生工業(yè)等，反映的都是他經(jīng)世致用、為國為民的“健行”品質和精神。
今天，湖南人以“做實干家”為目標，在社會主義現(xiàn)代化建設進程中，進一步弘揚“健行”品質和精神。不過，今日之“健行”更注重知行結合的“智”行、敏銳前瞻的“先”行、披荊斬棘的“強”行和踏實篤誠的“拙”行。正是帶著“健行”的新內(nèi)涵，湖南人在湖湘大地上不斷開創(chuàng)新事業(yè)、提升新格局。
近年以來，湖南啟動長株潭國家自主創(chuàng)新示范區(qū)提質升級、建設湘江科學城、“4+4科創(chuàng)工程”、建設長沙全球研發(fā)中心城市、科技賦能文化產(chǎn)業(yè)創(chuàng)新工程等五大科技創(chuàng)新高地標志性工程，加快建設匯聚全球創(chuàng)新資源的創(chuàng)新型省份。打造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科技創(chuàng)新高地，創(chuàng)新湖南，日新月異。這份成績的背后不能說沒有“健行”精神的助力。
唐浩明先生的“晚清三部曲”和“唐浩明評點曾國藩系列”，是了解和理解湖湘文化的重要橋梁。浩明先生說，曾國藩身上集中體現(xiàn)著湖湘文化的精神，曾國藩對湖湘文化精神的貢獻與發(fā)展亦非常突出
青春：湖湘風度的精華
2024年8月，有“中國旅游奧斯卡獎”美譽的新一屆中國旅游投資艾蒂亞提名榜單正式出爐，長沙橘子洲毛澤東青年藝術雕塑榜上有名。屹立在橘子洲頭的青年毛澤東雕塑，書生意氣、風華正茂，早已成為全國游客來長沙打卡的必選地。據(jù)說，有人曾在長沙市市長信箱里留言：毛主席40歲以后下巴上才長痣，青年時期的塑像上有痣不妥，應予以去除。岳麓山管理局回復稱：藝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，我們想呈現(xiàn)的就是這樣一個青年勵“痣”的毛澤東形象。
管理局的回復是有道理的，青年毛澤東的確是青年勵志的典范。其實，正如這座雕像象征的那般，長沙乃至整個湖南，不僅有厚重的歷史，更有著青春飛揚的風度。
湖湘文化本身洋溢著青春向新的朝氣。岳麓書院是湖湘學發(fā)揚、傳承的基地。書院門口的對聯(lián)“惟楚有才，于斯為盛”，并非夸大其實，歷史上岳麓書院的確培養(yǎng)了大量湖湘杰出青年，這些青年又成為湖湘文化進一步傳播的主要力量。1167年9月，朱熹攜弟子自福建崇安到達長沙。在此后的兩個多月中，朱熹與岳麓書院的張栻，坦誠相見，惟理是求，討論非常激烈，這便是聞名文化史的“朱張會講”。當時許多湖湘士子聚集于岳麓聽講，盛況空前。其實，當時朱熹和張栻的年齡均不到40歲，他們的學術體系還未成熟，但正是這種產(chǎn)生于青年時期、富于向新特色的思想，才更能引發(fā)人們的傳播與思考。此后，富有青春朝氣的“朱張會講”便被后世湖湘學人作為符號化事件，逐漸滲入湖湘士人的精神世界。
近代以來引領天下的湖湘人才也大多是敢為人先的青年。近代百年間，大致出了五個湖湘人才群體：第一個是經(jīng)世派人才群體，第二個是湘軍人才群體，第三個是維新派人才群體，第四個是資產(chǎn)階級革命派人才群體，第五個是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派人才。這五個湖湘人才群體，他們之中大多都是朝氣蓬勃的青年，或者在青年時代便以嶄露頭角。他們是各自時代真正的“后浪”，他們皆是站在時代最前沿、引領天下的人物。比如，曾國藩創(chuàng)建湘軍時剛過不惑之年。譚嗣同、唐才常所在的第三個人才群體其年齡基本都在二三十歲，他們大多無官階、無科第，但卻憂國憂民，辦時務、開民智，救亡圖存、不懼生死。第四個人才群體中大部分都是留學海外的青年學子，他們投身革命，以拯救中華為己任，黃興成為辛亥革命領袖時才30歲出頭，蔡鍔領導云南護國起義時才29歲。至于第五個人才群體，他們組織新民學會，參與創(chuàng)建中國共產(chǎn)黨，都是在風華正茂的青年時代。
岳麓書社2000年12月出版的陶用舒先生的《近代湖南人才群體研究》一書，出版后引起不少人的興趣。該書系統(tǒng)、扎實，值得參考閱讀
湖湘文化的青春風度使志存高遠成為習慣，使敢為人先成為潮流，使不怕犧牲成為信仰，使破舊立新成為時尚?？梢哉f，正是有了這種青春特質的激發(fā)和推動，近代才有了維新變法，才有了辛亥革命，也才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，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才如青年的熱血一般快速流動起來。
今日之湖南尤其是今日之長沙，秉承湖湘精神，弘揚青春風度，引領文化時尚。長沙熱情擁抱互聯(lián)網(wǎng)，將傳統(tǒng)和新潮完美結合，以青春賦能文旅，在打造網(wǎng)紅茶、網(wǎng)紅食、網(wǎng)紅街、網(wǎng)紅景等方面大膽創(chuàng)新，使自身成為全國數(shù)一數(shù)二的網(wǎng)紅城市，吸引大量年輕人前來打卡、創(chuàng)業(yè)。長沙的文化產(chǎn)業(yè)也是注重青春風度的典范。湖南衛(wèi)視、芒果系一直將年輕人群體視為主要吸引對象，突破傳統(tǒng)電視媒介局限，積極進行網(wǎng)絡轉型，推出一系列時尚前衛(wèi)的綜藝節(jié)目，牢牢把握住了一大批青年粉絲。湖南出版也能在原有的堅實基礎上不忽視年輕人市場，在努力探索融媒體發(fā)展的同時，積極扶持青年人氣作家，出版青年暢銷書籍，打造青年網(wǎng)紅作家，使“出版湘軍”的品牌更亮，更富有青春的朝氣。在長沙，這里散發(fā)著朝氣蓬勃的氣息，這里涌動著銳意進取的激情，這里張揚著勇于創(chuàng)新的活力。長沙，青春昂揚朝氣縱橫，在全國范圍內(nèi)，可謂風景這邊獨好。
著名學者錢基博先生在《近百年湖南學風》一書中說：“張皇湖南，而不為湖南，為天下；誦說先賢，而不為先賢，為今人。”今天，我們再度探討湖湘文化、評點湖湘人物、重溫湖湘精神，也如錢先生所言“不為湖南，為天下；不為先賢，為今人”。
（本文作者：余孟孟，《新課程評論》雜志執(zhí)行主編，副編審，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）
本文修改版刊于《時代郵刊》雜志2024年12月
責編：羅嘉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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